大学，一向被称为“象牙塔”，也就是“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”。但如今，这自由与理想的培育之地，却越来越远离单纯，其复杂程度，俨然一个社会的缩影。追求功名利禄之风固然无孔不入，然而，大学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视。走穴兼职、出书上节目、学术造假、热衷于当“明星”而不是当“大师”……这几年，发生在大学教师身上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屡屡见诸报端。继对幼儿园与中小学老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后，本报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老师”系列最后一篇报道，将“镜头”对准了当下的大学校园。
“有些学生到毕业还没跟任课老师说过一句话”
2011年春节前夕，湖南大学包括6名教授在内的26名教师，因在外兼职或出国逾期不归被学校清退。这一举动掀起了不小的风波。一所大学能这么大规模地“清理”挂名不干事的教职工，实属少见。但事实上，在外兼职、走穴的大学老师远不止这些。
北京北三环外的学院路上，李教授正驱车赶往另一所大学。他在那儿还有两节课要上。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李教授毕业于中国某知名大学的法律系，如今在业内也颇具知名度。他告诉记者，如今大学老师在其他学校做兼职讲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像法律这样操作性强的专业，除了在高校兼职授课，还可以兼任各律师事务所的挂牌律师，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收入，另一方面也扩展了自己在行业内的知名度。但他也承认，这让老师们有些分身乏术，甚至冷落了自己的学生。“有些学生到毕业还没跟自己的任课老师说过一句话，因为有些老师下课后就再也见不到人影了。”
扑在经济学教育上已几十年的陈教授，如今住在郊区的一所豪华别墅里。十多年前，他们一家三口还蜗居在学校分给的两室一厅，经济拮据。2004年起，名声渐起的他有了各种外出给企业讲课的机会，致富机会也随之而来。他开价讲一次课6000元，来回的机票、食宿、游玩费用均由邀请方负责。为了多赶场，有时他会把同一地方的几家企业课程集中在一个时间段，一天跑两家，不仅能多赚一份报酬，还多拿一份返程机票钱。这样下来，有时一天的收入能达1.5万元以上。
还有些导师因为接私活变成了“老板”，研究生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打工者。王小姐考上研究生没多久就发现，“以前是给导师搬东西、打字、收纳文件，干点小活，现在则要经常跟老师出去陪吃陪喝，还要负责挡酒。我们班一个男生，上个月就因为酒精中毒被送进了医院。”
“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，特别是经济学家！”
“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。”这是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在2011年5月发表的公开言论。尽管此言一出，贬斥一片，但在其中，也夹杂着不少大学老师隐隐的赞同，表示这完全是“不得已而为之的事”。
北京理工大学一名普通讲师告诉记者，他每月的工资在6000元左右，算上公积金，一年也不到10万，如果没有项目或者外快的话，在北京生活还是有些压力。“有的老师，光租房子的钱，就占了每个月收入的一半。”北京大学副教授、《实话实说》前主持人阿忆更是在2006年自曝月收入4786元，“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，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。”
的确，与固定工资相比，不论是兼职，还是“走穴”讲课、出席活动，显然都更能体现大学教师的“价值”。据媒体报道，6年前，名牌大学人力资源系教授在外一天的讲课费是6000元，而经济学界大牌教授的出场费高达6万元，稍有名气的考研辅导班授课教授，最多时一天进账1万元。很多教授一年的“走穴”收入，在百万元以上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就曾公开表示，他了解到，有的大学教授40分钟的“出场费”高达20万元，特别是经济学家！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，现在某些大学的薪酬制度，就是鼓励教师利用各种资源，去解决自己（以及团队）基本工资之外的津贴、奖金。于是，有校外兼职的教职工被认为有本事、能干，没有兼职的人反而不受待见。
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，薪资问题确实是导致大学老师外出捞金的原因之一，此外，社会氛围浮躁、“名与利”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，也应负上一定的责任。某媒体调查显示，57％的受访者把大学教师“走穴”的根本原因归结为“社会风气使然”。
纵容教师“走穴”的原因，还有高校管理制度的缺陷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劳凯声教授指出，在教师聘任合同中，并没有提前告知什么事情能做、什么事情不能做。很多办公条件相对欠缺的大学，因为不能保证每个老师都有独立的工作室与研究室，也就无法要求他们每天来上班。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有课、有事才去学校，没课就可以干私活的习惯。
“学生一直在看着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”
说到底，为师者，不管是传道、授业，还是解惑，都少不了要言传身教。
有个奇怪的现象一直让杨玉良校长印象深刻：学校邀请了某个大学者做学术报告，总有些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，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请您签个名，我要去美国。”在杨玉良看来，大学教师中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如今已开始让学生们变得有些急功近利。有些学生在“聪明”地寻求成功的捷径，甚至不惜抄袭造假；有些则借着导师无暇指导督促，置学术于不顾，博硕士论文质量越来越不尽如人意。
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钮文异教授看来，规范大学教师的行为，需要从学校管理制度上完善，对老师的在岗时间、具体责任应有明确规定，且严格执行。就像印度许多国立大学规定，除著书立传获取合法版税稿酬外，教师不允许有其他收入来源。即便兼职走穴，也要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。就像欧美高校，有的明确要求不能兼职，有的规定一周最多兼职半天。
过去的大学，是“大家”辈出的地方，鲁迅、梁实秋、陈寅恪、钱钟书等不仅在学术上独领风骚，更在为人上堪称表率。如今的大学出了各种各样的“明星”式人物，却再难出现这样的大家。原因之一就是学校环境无法给予教师自由发展的空间，多数大学老师不得不在发表各种论文中挣扎。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说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可以一篇论文都没有，但他必须能良性地影响公众，有着难以被忽略的专业地位。这才是出学者、出大师的优质土壤。
“在整个教育里，我们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各种活动能力，而是要丰富他的思想。”杨玉良认为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。作为教师，“身正为范”比“学高为师”更重要。因为“学生一直在看着你，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。”
编后：
教育因为关系着国家的未来，所以被称为“百年大计”。从幼儿园到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引领着孩子们，逐渐担起让国富民强的大任？这是本报连续三期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老师”系列报道所要探讨的问题。中国的教育，也许是时候该做出一定的改变，我们需要“好学生”，更需要“好老师”，因为他们身上，寄托着我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。（编辑 谢检秀）
